一枚印章里的歷史回聲
印者，信也，權也。古往今來，印章之于中國人的意義非凡，既是一份神圣的權力，也是一份克己的責任，更是一段厚重的歷史。
在萬載縣湘鄂贛革命紀念館展廳的聚光燈下，有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銀質印章，它見證了湘鄂贛蘇區(qū)人民投身革命洪流的歷史際遇，象征著湘鄂贛省的蘇維埃政權，是當之無愧的“鎮(zhèn)館之寶”。
這是一枚圓形銀質印章，底座直徑約為10厘米，厚度約為1.7厘米。印章的整個印面部分保存完好，鐫刻的文字和圖案清晰可辨。印面內容分為內外兩圈，外圈環(huán)形鐫刻著繁體隸書字樣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下半部分為“湘鄂贛省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內圈中心主鐫刻有地球、麥穗、五星、鐮刀和錘頭交叉的環(huán)形組合圖案。在印章的側面等距離鉆著四個小圓孔，是為安裝固定可手持的印柄所用。
1931年11月，“一蘇大”在瑞金召開，湘鄂贛省的參會代表拿到了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統一制作頒發(fā)給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的公印。1932年4月5日，公印正式啟用，成為湘鄂贛省蘇維埃政權建立與發(fā)展的莊嚴見證。
距離印章正式啟用不過一周的時間，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駐地遷址，一直到1934年1月，在萬載縣仙源駐扎了近一年十月的時間。
隨著蘇維埃政權的不斷鞏固，經濟得以發(fā)展，文化教育也得以繁榮，革命根據地的各類活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以仙源為中心。
都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湘鄂贛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直接使湘鄂贛蘇區(qū)的“心臟”——仙源暴露在敵人的視野中，在國民黨飛機炸彈的襲擊中，省蘇機關被迫撤離。
在撤離的過程中，為突破敵人包圍圈，保證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安危，保護機密文件的安全轉移，許多同志以血肉之軀堵住敵人的槍口，即便是粉身碎骨也要殺出一條血路。
大部隊轉移到了安全地點，負責轉移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大印和機密文件的同志卻在轉移的過程中不幸犧牲。千鈞一發(fā)之際，他將隨身攜帶的大印及文件藏在了轉移途中的一片樹林中。因藏匿十分隱蔽，大印和機密文件才免遭敵人之手。待戰(zhàn)事平息后有同志折回去尋找大印的下落，卻是杳無音訊。
從1934年到1963年近30年的時間里，這枚象征著湘鄂贛省蘇維埃政權的大印一直下落不明。直到一次機緣巧合，這枚大印失而復得。
中國人一直相信天命的說法，盡管無神論者堅信我命由我不由天，但不得不說緣分這東西的確是妙不可言。這枚蘇維埃大印，多少革命同志有意尋之卻求而不得，但發(fā)現這枚印章的伐木工人郭氏兄弟卻頗有些“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意味。
時間追溯到1958年的秋天，哥哥郭桃仁從湖南平江老家跑到江西萬載打工。機緣巧合應聘到官元山林場做伐木工人，因為工作表現出色調任檢坑作業(yè)隊隊長，作業(yè)的地區(qū)緊鄰著銅鼓邊界。看哥哥在江西混得不錯，弟弟郭興仁也前來投奔他，于是兄弟二人在官元山林場會合一同干起了伐木的營生。
1963年的10月，一天，兄弟二人一起上山去找杉條，郭興仁活兒干了一半忽然腹間一響，于是放下手里的活兒到后山出恭，原始山林沒有廁所，郭興仁只得隨地找了個小坑解決生理問題。期間，郭興仁打量周邊環(huán)境，在一堆腐爛的枯樹枝葉里發(fā)現一個狀如醫(yī)用皮箱的物體。
滿懷著好奇心的他跑過去從腐葉堆里把皮箱子扒拉出來，用了很大的力氣想把它提出來，皮箱子卻在郭興仁用力的瞬間裂成碎片，里頭厚厚一沓的稿紙已經腐爛成泥無法辨別，一個圓形的印章也在同一時間骨碌滾了出來。郭興仁趕緊把印章拾起來，用自己的衣服擦了擦，金屬印章在折射進密林的光線里閃著光亮，想要辨認印章上的文字。但是只讀過一年書的郭興仁沒有成功，看著印章上的圖案，又不像普通人家用的那種刻字章，他斷定這枚印章應該是個值錢物件兒，于是用自己的外套把印章包起來，帶回了伐木隊的駐地。
心想著哥哥應該比自己見多識廣，郭興仁便把印章拿給哥哥看，順便把自己一天的見聞講了講。郭桃仁用泉水把印章洗了個干凈，仔仔細細端詳了一番。看不太仔細的他還拿來了印泥，將印章蘸上泥在自己的本子上蓋了好幾個戳。
然而同樣認不全印章上的繁體字的他同樣也沒有什么新的發(fā)現，也理所當然地沒有把這件事上報上去，只是將印章隨意收到了自己的置物箱里，便不再當一回事。第二日又如同什么事情都沒有發(fā)生一般繼續(xù)同工友上工了去。
故事到了這里，看來蘇維埃大印也是碰上了自己的“有緣人”，被發(fā)現，被帶出泥濘的山林。只可惜自己的“有緣人”沒什么文化常識，尚且不知道這枚印章的重要性。看來，從發(fā)現到被收入博物館，還有很長一段的路要走，也尚需一個恰當的機遇。
直到1964年春的某一天，身為隊長的郭桃仁去到萬載縣城參加林業(yè)工作會議，他順手帶上了自己蓋了戳的筆記本一同去了會場。開會時，先前用印章蓋上去的戳卻成功引起了不少與會代表的注意。在會議散場的時，掛在會場中央的大喇叭突然播報一條“請官元山林場檢坑作業(yè)隊隊長郭桃仁飯后速至會場對面的縣公安局接待室”的公告。連播三遍，聽到通知的郭桃仁提心吊膽起來，心想著自己老實巴交的也沒做什么壞事，怎么就要去公安局“做客”呢？心里有了事便茶不思飯不想，午飯匆匆對付了幾口就立刻去了公安局接待室。接待他的工作人員向他索要了早上參會時他所隨身攜帶的筆記本。
郭桃仁以為是檢查會議筆記，心想著記了一堆鬼畫符的他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兒，只得大著膽子解釋說自己不認字，只能涂涂畫畫做些自己能看懂的記錄，對領導絕不敢有半分不敬。
結果，公安局的同志打開他的筆記也只是對他用印章蓋戳的那一面仔仔細細地端詳了一番，指著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的章面嚴肅詢問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老實巴交的郭桃仁不敢有半點馬虎，把自己經歷的全部交代了干凈徹底。聽完了郭桃仁的講述，公安局的同志叮囑他：“此時關系重大，在沒有接到公安局的通知前還煩請郭同志配合，不得擅自做主離開會議駐地。”
次日清晨，縣公安局的三部大卡車載滿了公安同志與民兵，由郭桃仁領路前往印章的發(fā)掘地點。在途中，公安局的同志也向郭桃仁傳達了他們此次行動的任務和目的：一是要將這枚蘇維埃大印收歸政府，二是要全面搜山以發(fā)掘老紅軍遺物，三是要查找紅軍烈士的遺骸予以遷葬。
結果百十來號人在山上發(fā)掘了一整天愣是一無所獲，最后只得懷揣著失落帶上郭氏兄弟發(fā)現的這枚蘇維埃大印返回了縣城。
就這樣，這枚失蹤了整整三十年的蘇維埃大印重回故里，在萬載縣湘鄂贛革命紀念館的展廳里，接受萬眾矚目與無上榮光。此后，郭氏兄弟便回到了湖南平江老家，再沒有去過江西萬載，也再沒見過他們曾經發(fā)現的那枚印章。
直到2014年，湘鄂贛革命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來到了湖南平江看望年逾古稀的郭氏兄弟，向他們帶來了慰問與感謝。
回想當年的經歷，郭氏兄弟二人激動不已，怎么也沒想過自己曾經和如此“歷史文物”近距離接觸過，而讓蘇維埃大印回歸原位，也是他們這一輩子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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